关于多维度合力根除缅北跨境诈骗的建议

　　近日，自媒体上曝光一起安徽4名大学生因找工作被骗去缅北的事件登上话题热搜。近年来，缅北诈骗给国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降低了东南亚地区国际口碑，威胁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数十万人被缅北诈骗团伙骗走数百亿元人民币，损失重大，影响恶劣。早在2021年9月，中国官方明确，滞留缅北地区拒不回国的人，一律依法注销户口，子女教育、补助受限等，如此严厉的政治手段足以说明危害严重程度，亟待引起重视。

　　一、现状分析

　　缅北与中国云南省接壤，历史上，是中国云南移民的主要汇聚地，据保守统计，华人达到了100万人。中缅边境地区地形复杂，出入境监管较难，偷渡情况比较普遍，缅甸以及缅北特区政府的“有边不防”和中国政府的“有边难防”的现实共同造就了中缅两国边境管理复杂、诈骗犯罪众多的现实图景。据不完全统计，缅北地区现在有超过10万人在从事电信诈骗，基本都是华人。缅北诈骗模式大致有两种：一是通过网络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高薪诱惑国内的年轻人前往缅北工作，实际上却是让他们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这些年轻人一旦到达缅北，就会被剥夺身份证、手机、银行卡等财物，被软禁在写字楼或者别墅里，被迫每天对着电脑或者电话进行诈骗。如果不愿意合作或者业绩不佳，就会遭到殴打、水牢、剁手指等酷刑。有些人甚至被活埋或者枪决。二是通过社交平台或者交友网站，伪装成富有、成功、温柔的恋人，与国内的单身女性进行网恋，然后引导她们在指定的网站上进行投资或者赌博，等到她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后，恋人和网站就会一起消失。这种诈骗被称为“杀猪盘”，因为骗子会先“养猪”，即培养受害者的感情和信任，再“杀猪”，即榨干受害者的财富。据公安部去年4月披露，仅2021年就从境外教育劝返涉诈人员21万人，抓获从东南亚相关国家回流的诈骗嫌疑人3.6万名，深挖破案1.5万起，打掉非法出境团伙1.2万个，抓获偷渡犯罪嫌疑人5.1万名。

　　二、存在问题

　　(一)缅北政治上处于真空管理状态。缅北民族地区远离中心、地处边陲，先天不足、深度贫困，社会、经济、政治呈现出明显的“迟发展”。缅北掸邦四特区在《彬龙协议》大框架下，施行特区民族自治制度，缅甸政府近乎失去对缅北民族地区的控制权，加之缺乏有效的政府进行法治化管理和治安防范机制，缅北民族地区的跨境诈骗犯罪甚嚣尘上。甚至缅北政府已经将电信诈骗视为当地的一种新兴产业，并称为网络经济，不但不予以打击，反而愿意充当保护伞，为其通风报信、提供武装掩护。

　　(二)国际法律上缺乏有效衔接。中国与缅北地方对跨境诈骗治理的合作协议层次低、内容有限，使双方的合作资源并未得到良好整合。据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显示，截至2022年7月，我国共计与69个国家签订有民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双边条约;其中，与39个国家签订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与65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与缅甸政府并未签订，部分犯罪分子选择该国实施诈骗犯罪，而缅北民族地区更是各类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和逃亡的大本营。中国目前无法与缅甸第二特区佤邦通过国家层面进行刑事司法方面的合作，中国公安机关在该地区也无执法权，无法启动侦查程序，进行联合侦查或办理搜查令必须借助于国际刑警组织渠道进行，给此类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三)网络管控上存在技术难题。跨境电信诈骗发展迅速、手段翻新、花样繁多，与网络技术的迭代以及作为媒介的传递速度快关系甚密。调研显示，缅北网络诈骗主要依靠的是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也随处可见。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网络犯罪特点和趋势》中，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被告人最多，占比达37.21%。此外，缅北民族地区跨境犯罪分子会使用网络语音物联技术(VOIP)进行改号操作，将境外的来电号码段更改为政府、银行、公安、法律检查机关等权威部门的公开电话，增加了犯罪过程的真实性。同时，VOIP业务存在运营商、国家层级监管、侦查环节缺位、滞后导致很多诈骗行为无法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相关建议

　　(一)加大合作治理，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模式。一是构建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提高合作打击层次，完善合作打击内容，展开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合作会晤机制，如与跨境诈骗相关的反恐、禁毒、枪支贩卖、人口拐卖、缉捕跨国逃犯、偷渡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合作。二是发挥民间组织联防联控作用。调动中国边境民族地区群众的积极性，动员其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建立中缅民间反诈骗联合会，并辅之以奖励机制，对发现外来可疑人员并及时上报的经查证属实的信息进行奖励。三是加大协同打击力度。强化对腾讯、京东、百度、360、华为等在内的互联网、通信科技企业的指导与监管，赋予其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发挥其科技水平、大数据处理能力、云计算平台等优势，协助警方打击缅北民族地区跨境网络诈骗犯罪。

　　(二)加大技术治理，开展“两卡一信”分类治理。一是深化银行卡治理。加强监管境外银行卡账户操作，尤其要重视对司法部门提供的银行卡账号黑名单进行甄别与限制。加强技术层面的升级和监管，如AI人脸识别支付技术的使用，银行业应当有更为慎重和成熟的运行规则，特别在通过ATM取款时，必须与银行卡账户身份ID的照片相吻合。二是深化电话卡治理。完善电话卡实名制，做到卡户一致，精准识别。对于使用网络语音物联技术接入的跨境电话，可设置境外电话接入提醒。对于租用电信运营商服务器、私自转包电信服务的个人与企业，进行深入细致的甄别，防患于未然。三是深化个人信息治理。对违法出售、信息泄露给诈骗团伙的个体、集体追究责任，并连带列入个人诚信体系黑名单;要对于新兴社交媒介相关软件所传递的个体信息进行监督，严格执行实名制。

　　(三)加大大数据治理，搭建跨国共享平台机制。公安部与缅甸等国联合成立国际跨境诈骗治理中心，明确职责(国际跨境诈骗治理中心具体功能包括：设置所有登记国家应该遵守的普遍标准、接受跨境诈骗报案、分析和掌握跨境诈骗犯罪分子成员知识系统、针对跨境诈骗进行分析预测、解决国家之间领导责任的争执、提供跨境诈骗治理的培训与教育、警示跨境诈骗风险、设置跨境国家诈骗危险等级提醒、设立经费支持与基金)，开展常态化合作，提供跨境诈骗科研经费支持，全方位解决治理跨境诈骗问题。（杨怀智  市政协委员、四川林大地园林绿化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