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三李”《雪鸿堂文集》的文史价值
通江 “三李” 指清代初期李蕃及其长子李钟壁、次子李钟峨父子三人。其祖籍陇西，远祖李继颜官至洋州刺史，唐僖宗时因平寇有功封侯，食邑始宁郡 —— 始宁即后世之通江。至李蕃一代，已历七世，生活年代跨 1621 年至 1749 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李蕃生于1621年，卒于1694年，享年73岁;李钟壁生于1658年，卒于1737年，享年79岁;李钟峨生于1661年，卒于1749年，享年88岁，父子三人皆享高寿。
李蕃在顺治十四年中举人，康熙九年选任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知县，为官清廉，治民以仁，后遭诬陷入狱，黄县上万民众为其鸣冤，即历史上有名的“黄民哭狱”事件。李钟壁在父亲蒙冤入狱后只身奔走京城，叩击登闻鼓为父鸣冤，于康熙二十六年中举，选任广西平南县县令，因为官清廉、政绩突出，升任刑部督捕清吏司主事，例授承德郎，御赐麒麟。李钟峨于康熙四十五年中进士，康熙五十六年任提督福建省学政，雍正元年升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故有“乾隆帝师”之说)，钦点广西乡试正主考，诰授中宪大夫，雍正五年升太常寺少卿加二级，在翰林院供职22年。
“三李”各有著述：李蕃著《雪鸿堂集》、李钟壁著《燕喜堂集》、李钟峨著《垂云亭集》，均以各自书斋为名，独立成卷。后李钟峨在福建督学任上，承先父之志，将父《雪鸿堂集》、兄《燕喜堂集》和己作《垂云亭集》合刻，命名《雪鸿堂文集》。该书后经山东巡抚采进，乾隆以《雪鸿堂集》之名钦定收入《四库全书》，收录李蕃诗文18卷、李钟壁诗文4卷、李钟峨诗文2卷。《雪鸿堂文集》现存完本藏于国家图书馆等处。
“三李”学而优则仕，既是“康雍乾”时期有名的清官，其《雪鸿堂文集》亦具有“出仕以行道”的中华传统文化内蕴，文学造诣精深，史学价值突出，后世一些文人对其为人为文甚为推崇，纷纷为之评述。
201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将几百年来文人墨客的评注系统整理汇编，出版《雪鸿堂文集标注》。全书由序、记、论、辩、考、说、解、拟、传、赋、疏、赞、颂、铭、跋、问、记略、随说、乡语、启、尺牍、祭文、墓志及古体诗、近体诗等构成，涵盖经史子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中尤以《雪鸿堂集》篇目最丰，达二十余种;每集前皆附后人评注其作品的序和传、题释等，足见“三李”父子学识渊博、学养深厚。纪晓岚曾评：“人盖有古良吏之风，文堪与‘三苏’媲美。”
《雪鸿堂文集》是巴山蜀地文化资源中的重要典籍，也是通江、巴中本土文化名人中著述最丰、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其父子家族式的成文风格和文学水准，特色鲜明，堪称上乘。
一、对历史人文事件的记叙
从大的方面看，《雪鸿堂文集》中的诗文带有清初及康乾时期政权、经济、社会、文化的鲜明印记;从小的方面看，多篇诗文涉及家乡通江及巴中、阆中等地山川景物与历史沿革，也有大量的工作生活和游历见闻之述，为今天研究地方史，特别是川北地区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一)对巴中和通江历史沿革的记叙
李蕃《雪鸿堂集》卷一《通江县老建置序》云：“巴为三十六郡之一，地属千八国之封，均名宕渠，列在两汉《班史》，纪十一县。”李蕃曾编修《通江县志》，对通江的建制沿革记述更为完整：“若《唐志》为壁州，为通江，为广纳，为符阳，为白石，为东巴，即隶壁州，今亦皆邑之境内也。”“县本壁州，属县六，符阳、白石、始宁、广纳、诺水、东巴是也。”除此之外，李蕃在黄县时还编修了《黄县志》，说明其对史志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他对修史见解独到，主张“史本于志”，认为“凡一代之礼乐、刑政、山川、人物、户口、关梁、租赋、治乱，史之而必据”，故修志“必取之于其地之贤达多闻者”，并提出“作志之难，大有八端”，即志之物产、胜览、士女、城垣、人物、节孝、艺文、清议八个方面难度最大。
(二)对通江山水名胜景物的描写
李蕃《雪鸿堂集》之《家庭十一则》中描写家乡芝坪(即今通江县兴隆乡紫荆村)：“芝坪者，余世居宅也。地产灵芝，五色陆离，称佳植焉，先祖手植桂树二株，自祖考即世，桂忽枯死。越次年各发一枝，亭亭有干霄势。”其《石钟山记》所记即今唱歌乡龙池山，文中描写其山：“山形如覆盘，或如覆铛。”以今实地观之，颇为形象生动。又《诺水歌》云：“壁山之高高千尺，山下江水清于碧。山高水清足鲤鱼，好买鱼舟渡朝夕。”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笔法，静中有动，写出了诺水的神韵。他还作有《通江八景》，有《壁山春望四首》《嘉佑寒泉四首》《龙潭马迹四首》，歌咏“壁山春望”“龙潭马迹”“西东松风”“铜山夜雨”“嘉佑寒泉”等“通江八景”。
(三)对巴州文化遗迹的描述
李蕃《雪鸿堂集》云：“贵治之南，有章怀太子墓，年少时赴试阆城，曾过其地，见神道精严，翁仲成列，而墓地开阔，樵苏禁厉，所以松楸无恙，灵爽犹存，人故载之州志，为陵墓之一。”又《与巴州守周希尧书》云：“行过墓前，见碣石颠踣，而樵采践覆不禁。”这是李蕃年轻时去阆中应考，初次路过巴州城南(现南坝太子路)章怀太子墓之所见：清初时，章怀太子墓“神道精严，翁仲成列”，且禁止在墓地砍柴割草，故树木很多、灵气犹存。但他再去时，见墓地已遭损毁，遂致信时任知县周希尧，提请加以保护。
二、对作者文章、政绩与心境的述评
《雪鸿堂文集标注》中的多篇评述，都是结合“三李”的生平经历和为官政绩，由此可见，“三李”尤其是李蕃，为文、为人、为政皆称典范，深受后人尊崇。
(一)评论文章文风与文化精神
“三李”父子“俱以科第通仕籍，诗文著作之丰，不让苏氏一门”。将通江“三李”与眉山“三苏”相提并论，姑且不说这种并论是否精当，但也足见其在清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德州人孙象在《雪鸿堂集》序(二)中云：“其书包罗宇宙，贯穿经史。”“四十年来海内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而未尝赫然有盛名于时。”又谓：“读《雪鸿堂集》，予读之，而知其文生于情，情生于事，甚得《春秋之义》。”评李蕃文章曰：“予友李子锡征，质直能文，实予蜀之通材也。”“李子不以官传，而以文传，可以无恨矣。”孙象从书的内容广博、文情并茂对《雪鸿堂集》给予极高评价，称李蕃是“能言之士”“蜀之通才”，同时彰显“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道理。
李蕃的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关注民生、笃守伦理，发乎内心、出于真情，讲究“适用”，非其他一些文人夸夸其谈之文风能比，这也是后世对其推崇备至的主要原因。清文渊阁大学士王掞在《雪鸿堂集》开篇之序(一)中鲜明提出：“文以载道为上，其次则莫若适于用。”该序中论及蜀中先贤司马相如、扬雄及三苏之文章，认为他们的文章多“謟而不适于用”“夸而不适于用”;“三苏氏之文，大抵亦皆以文为文，独老苏氏以适用为主”，故“蜀人之文，其适于用者，莫若老苏氏”，原因在于“读其文，可以知其政”，如《过秦论》《战国策》等。王掞鲜明强调文章功利适用、教化利民的一面，文家各有所慕，“或务浮化，而不知其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其要约”。这种“有用”文章的观点，是一种求实创新、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的体现，与现在倡导的融于生活、扎根土壤一脉相承，至今仍然有借鉴意义。
(二)记叙为政功绩与人品口碑
“三李”之中，李钟峨为官时间最长，达二十多年，仕途顺利，官至太常寺少卿，位列部院大臣。李钟壁任知县七年，李蕃任知县九年，任期皆不算长。
李蕃于康熙九年任黄县知县，在任九年，积极整顿吏治、解困民生，深得民心。康熙十八年，黄县发生夫妇被杀一案，李蕃如实以“奸杀”上报登州府。登州府副职李某接受重金贿赂，私嘱李蕃“鬻狱”，被李蕃严词拒绝。李某遂亲自提审犯人，密改供词，将“奸杀”改判为“盗杀”，并以“失律”之罪诬陷李蕃下狱。李蕃被逮押解之时，满城百姓号泣相送，历史上有名的“黄民哭狱”事件由是发生。
《通江李锡征赞》称赞李蕃：“然而佳绩美政，具有口碑。如革弊、规偿、恤民、训士，则两汉循良纪绩，不是过也。”高度概括李蕃为官功绩，足见作者对李蕃的认可。对“黄民哭狱”事件的记叙，《雪鸿堂文集标注》收录了很多后世文人的文章，并非“三李”本人自述，这反而更能体现“三李”的人品和后人对此事件的公论。
江苏长州汪份在序(三)中云：“空一县人哭送，遮行数十里。”“黄人又走三千里，伺候狱门者，日百十人。”福建龙岩吴琏在序(四)中曰：“闻其去黄之日，民遮道号哭，裹粮千里，日伺候狱门者以千百计。”山东黄县姜其垓在序(八)中云：“而黄之父老子弟，哭失声而送者万余人，绕行数十里，拜垂其道左，伏不能起者，尚数千人也。”这些记载简明但不失生动地描述了“黄民哭狱”场景，极具强烈的感情色彩。安徽休宁赵吉士在序(六)中曰：“李君绮岁以文章得官，其宰黄也，黄之民莫不颂之如慈父慈母。君以意外罹法，其民之奔走呼吁而请救，日数万人。海内知君者，莫不以君为无惭廉吏。”
(三)表达个人内心感受与对后人的教诲
李蕃一生坎坷，多有愁苦，如其诗《馆内城，步吴天章韵，呈陈内翰》云：“作客困京华，裹足不能去。吾尚二三子，落落风尘雪。斗室坐喧然，愁容俨若壁。”抒发了对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心情。更有《书怀》一诗曰：“读书必定绝将迎，不取繁多只取精，事业升沉从转轴，文章高下任持衡……浊酒一杯谈世事，胸中五岳未能平。”鲜明展现其读书、为学、做事的态度。其《在狱中题诗》云：“渔舟唱残霜，鸦归带夕阳，小楼人独倚，好景同相望。”于愤懑中又显积极向上的力量。
李钟壁迎父归乡，看到家道几经起落、家徒四壁，诗云：“此中疑是沉沦客，高卧闲观东没西。”其《示作十二则》之五云：“凡暑中几案，有出我自置者，有百姓共用者。要吾所置，亦出自百性耳，俱宜爱惜。”
李钟壁《燕喜堂集》之《朝饥示子聿》，以五首七律组诗，以“饥”起兴，各首诗结句分别为“固当此事属男儿”“渺见何须诧小儿”“何须果腹羡庸儿”“笑讪由他轻薄儿”“放下心头这个儿”，表达了对儿子知饥寒、明事理、求奋进的愿望。
三、对历史人物与文章的评论
李蕃坚持“史本于志”的求真史学理念，史学功底深厚，于地方治理、礼乐刑政皆有深刻见解，对历史人物也有独到的评价，提出了很多创新性观点。他的治学态度与思辨方法，对今天研究历史，理清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分析人物复杂的背景环境和情节状态，进而得出准确的结论，仍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李蕃《雪鸿堂集》之《陈胜论》云：“为天下者，不患功之不成，而患威之不立。”“吾所以读陈胜之传而惜其志之不大也，而恨其不知人也，不握算也。”李蕃在文中通过口号策略、将相任用、地方豪强处置等多方面深入剖析陈胜，认为其不具备治国平天下的胸怀与才能，是“乱天下者，非取天下者”，所以不能成功。他认为，取天下者要具备四方面的素质，即志向救民、知人善任、纪律严明、把握胜算，而陈胜“无一焉”：无大志，不知人，短计谋，且其起义动机志在个人富贵、非为天下百姓，其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但也肯定其历史功绩，认为“不失为丈夫”，主张对陈胜要一分为二、辩证看待。
西周初年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后世尊为“千古圣人”，但李蕃在《金滕论》中，通过分析西周初年历史背景，揭示了其作为政治家“揽权”的一面，认为其举“流于知术”，且“有为后世乱臣贼子效尤之忧”。
对刘邦及“焚书坑儒”等历史人物与事件，李蕃也多有评说，还通过考证，订正了记载不准确之处。
(二)对前辈文人作品的指正
李蕃为文除了实用主义的观点外，对文章用词用语也有独到的见解。其在《论诗文十七则》云，“文章怕空疏，又忌填砌”，提出文章不能只顾堆砌词藻，以致语言板滞，并以《战国策》为例，“简而确、华而不靡、妙喻而中、长言而宕、无填砌饾饤之病”，是“文势、笔势”之范文。
又举苏轼《前赤壁赋》中最能表现作者“沉郁顿挫、曲折绵密”文风的“怨、慕、泣、诉”四字，说明“语言不取直白，而重形象描绘、重情景暗示，从而达到深沉隽永”的效果。
李蕃对杜甫十分敬重，但并不以为杜甫是诗圣就一味“随意欣赏”或“盲目推崇”，而是细读杜甫诗作后，对其句文进行评论，甚至“吹毛求疵”地指出可商榷之处。在《雪鸿堂集》中有《读杜》一章，收录李蕃对杜甫诗歌的短评611篇(则)，或联想、或感悟、或议论、或总评。如其评杜甫《九日登梓州城》中的“朝廷醉眼”，认为“朝廷”不如改为“乾坤”为好，因为“朝廷”与“醉眼”不搭配，而“乾坤”更为贴切。这既展现其见解独到，也表现了其善读书的求实钻研精神。
(作者：李先国，单位：巴中市人大常委会)
